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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09/18/2016
相比市中心的撒尿小童和布鲁塞尔大广场,游客们恐怕不会来到位于城东边欧盟委员会大楼附近——这里只布满大把欧盟机构。以明黄色做标志的EurActiv,便是其中一间。用创始人勒克莱尔(Christophe Leclercq)的话说,EurActiv是现存以欧盟报道为专长的最大的一家媒体,“至少是最大之一吧,”6月中旬,勒克莱尔在参加维也纳全球编辑大会(GEN)的间隙接受了我的采访。
吸引我向勒克莱尔发出采访请求的是他的一篇博客文章。在那篇不太容易读懂的推送里,他列出了自1958年——这是对欧盟有决定性意义的《罗马条约》开始实行的年份——以来,将近30家尝试专注“欧洲新闻”的媒体,并给它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标上了“†”。这是十字架的标志。按他的清点,这半个世纪以来,那些想要建立一个“泛欧盟媒体”的尝试,大多失败了,包括有《BBC》、《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这样大型媒体的项目,也包括像是《法国世界报》等国别大报的尝试。
有一点必须澄清,对于当下的欧盟而言,建立一个跨越成员国、多元、吵闹的公共领域,对自身有益无害。欧盟事务若能保证选民、知识分子和记者等等持份者就各种议题积极辩论,不仅是在传递、教育选民欧盟承担的职能,也能够渐次增强欧盟的合法性。但建立一个健康积极的公共领域,并不容易。
因此,欧盟并非没有做出(昂贵的)尝试,但是,欧盟议会的Europarl TV已有近十年历史却仍像孩童般蹒跚;由法国、葡萄牙、波兰和意大利媒体联合建立,欧盟扶持的Presseurop,三年前花光预算,无法存活,一帮志愿者之后搭建了VoxEurop,取而代之,勉力维系;而集合了欧盟电台节目的Euronet,更是鲜有人听闻。 总部在法国里昂的Euronews,自90年代初起步,由欧洲广播公司联盟建立,相较上述几项欧盟资助的“宣传机构”,带有更强的媒体属性;欧盟对这家新闻电视台的投入至今高达2.4亿欧元,但并不持有股份。然而,2015年2月,埃及电信大亨萨维里斯(Naguib Sawiris)一举买下了Euronews53%的股份,意味着这家电视台正式从部分公共所有转为个人所有,公众对其独立性的质疑随即出现;与此同时,乌克兰银行、天然气和化学业大亨菲尔塔什(Dmytro Firtash)接手了Euronews在乌克兰的经营,菲尔塔什与克里姆林宫联系甚为紧密,此前流出消息,说这位名声不佳(曾因税务问题被美国起诉软禁在维也纳家中)的商人,想要自行制作20-25%的乌克兰新闻,争议声音一下高涨。
2000年,勒克莱尔从欧盟公务员变成欧盟媒体人,如今,EurActiv有12个欧洲语言频道,总共100名员工,每个月80万不到的访问量,他说:“不大不小”。给EurActiv投资的,有欧盟、谷歌,有保险公司、波音飞机,也有中国驻欧盟使团和华为。
作为欧盟媒体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用勒克莱尔的话说,“我们足够专业。”大型国际媒体或国成员媒体在布鲁塞尔的驻员日益缩水,譬如版权、安全等政策细项,繁复多变,他们需向EurActiv获取内容。以“布鲁塞尔精英”为目标受众的EurActiv,更像是一家通讯社。
美国媒体《政客》(Politico),2015年4月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Axel Springer SE)一起,在布鲁塞尔开启了《欧洲政客》(Politico Europe)。在欧盟,《政客》对政治新闻的处理也类似,更像是将“政治信息”当做商品售卖,直面相关利益集团,少了些大众媒体的尝试。
因而,自己国家的媒体,依然是欧洲各国公民接受讯息的主要途径。这些媒体自然也有大量篇幅放在欧洲事务上,但是“欧盟”在其间的角色,并不显眼。一个普遍的“氛围”是,若有成功的政策,那么是本国政府的功劳;若有失败的尝试,欧盟则需要付出责任。欧盟恼怒的是,不仅媒体没有有效地进行“欧盟”主题传播,成员国政府也没有主动帮忙。
“欧盟对内并没有那么强势的形象塑造,”勒克莱尔说,“欧盟公务员们都希望欧洲人都以‘欧盟公民’自觉,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目前的话语,很多人觉得布鲁塞尔做了太多决定。”
学界的共识则是,欧盟范围内的公共领域,并未建成。
如果说欧盟是一个政治实验的话,那么这个实验的一应设定,都极其不适合公共领域的形成。欧盟使用24种官方语言,这些语言持有者,世代从未在一个“欧洲国”下生活过;欧盟的技术官僚,在成形之初,让各国权力的让渡显得不那么突兀,同时也间隔了欧盟机构与欧洲公民的距离,欧盟议会五年一选,投票率连年降低;今天的欧盟事项,盘旋在利益集团、政府间合作机构、官僚与神秘的外交话语之间,欧盟政治也难以用传统的“左右”之分解释。
这曾被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称作“自创生系统”(Autopietic)——自己生成自己,自己与自己玩得愉快。
威尔逊(Simon Wilson)是BBC欧洲站站长,最近,在雅典的一场关于欧盟媒体的座谈会上(没错,这样的座谈会层出不穷),他说:“新闻到底是本土的,真要一个跨欧盟的媒体,最可能的情况,并非自上而下的设定,而将是自下而上产生。”
换言之,并不是媒体失败了,而是欧盟在民主与政治的进程中,并未能给公共空间足够的养分:身份识别不强、意识形态竞争不激烈、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这些其实都是欧盟在建立之初,为了加强各国融合的策略,但如今,它又反过来影响了今天的“形象”塑造。在欧洲各种矛盾毕显的时候,公众仍对欧盟事务只知半解或毫无兴趣,势必为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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