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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美国大选——崩溃的帝国
By 王陶陶  
OP 08/02/2016

 

本文将以马基雅维利的视角看待此次美国大选。

 

我曾见过很多不同见解的人谈论过美国。在他们中间,有的人将美国奉之为山巅,视以“民主灯塔”;有的人将美国恨之为霸权屠夫,目以“世界土匪”。但实际上,这些人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本质区别。因为,无论是对美国不加掩饰的崇拜,还是对美国赤裸裸的憎恨,都离不开对美利坚共和国“无可匹敌”这一现实的认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真实的情况就是,美利坚早已远非二战期间的世界工厂(这一点人所共知),也不是冷战期间团结如一的超级大国。今天的新罗马早已不再强健,她分崩离析的前景已经在此次大选中得以浮现。

 

这一结论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事实表明,美国正在紧步罗马崩溃的脚步,并迅速滑向不可控的深渊。

 

过去白人为主的美国人口稳定结构,即将全面瓦解。2016年6月,《华尔街日报》报纸援引最近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称,按人口年龄来看,在5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3/4为白人,在18至34岁美国人中白人仅占56%,在未成年中甚至低于50%;从地域来看,全美36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370个县非拉丁裔白人人口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这些地区包括德克萨斯州沃思堡和奥斯汀市、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市、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市等大型城市。

 

任何国家的政治是以人为基础的,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改变,必然引发政治结构的重构。美国也不例外,这个国家的政治氛围正紧随人口结构的变化迅速变异,或者说毒化。

 

首先,美国包括整个西方的“选票政治”已经严重毒化。

 

作为一个选票政治下维生的政客或者政党,它唯一在乎的就是如何汲取更多的选票以延续自身的政治生命。在传统时代,西方政客主要靠为社区民众争取更多的福利,做更多的好事来争取民众的认可。这种刺激机制虽然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社会效应,但总体来说是可控且偏正面的。然而,随着70年代后左翼思潮的壮大,选票政治的氛围发生了变异,部分政客逐渐意识到移民政治在选战中的威力——永恒的选战铁盘。

 

1981年,法国社会党总统密特朗上台,他打着当时盛行的“自由”、“博爱”等旗帜,下令特赦境内约13万非法移民以合法公民身份,同一时期,密特朗政府还接纳了大量其他地区的难民——这些被容留的新选民,几代人都是社会党的忠实支持者,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党提供政治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生育率极高——这意味着社会党的政治土壤将愈来愈壮大。

 

上世纪70年代,民主党卡特总统消除了针对黑人的种族隔阂,这使得黑人成为民主党的铁盘;1992年,美国民主党克林顿想方设法维持并加强了“平权法令”,这使得黑人族群成为克林顿家族的选战铁盘,并屡屡在关键时刻中支撑着克林顿家族的政治生命——莱温斯基丑闻案、2016年民主党初选等。

 

2000年,普京征服车臣,他任命卡德罗夫家族统治车臣穆斯林,并给予他独断专行的特权和对车臣的巨额财政支持,作为交换,车臣新领袖则保证治下高生育率臣民的全部选票将永远支持普京。在达吉斯坦、鞑靼斯坦等边疆地区,类似的契约同样支撑着新沙皇的权力宝帐。

 

普京与卡德罗夫各取所需,一个提供特权,一个提供选票,双赢

 

2015年,默克尔以“人道”为名下令德国无限制吸收来自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的穆斯林移民。同样,精明的她不但抗拒了各种压力,还努力确保对新移民的照料,政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能使移民们合法入籍,这个举措将确保默克尔和基民盟在往后的选战中拥有永恒的铁盘。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来,不断放宽针对外来非法移民的限制,并采取措施讨好具有人口潜力的少数族裔。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奥巴马无疑试图通过这些措施巩固民主党和奥巴马家族的长远政治优势。

 

正如美国民主党泄密邮件中所言:“外国移民都是忠诚的,并且能够几代人积极投票。”其实,所谓“自由、平等、人道、爱国”,这些常常让知识分子和平民们陷入自我感动的虚幻假象,对权力动物吸引相当有限。政客实行政治决策的唯一考量就是否有利于自身政治权力的延生,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像观察到的那样,在西方,大量政客通过帮助当地阿訇获得超出法律的教权从而与当地清真寺结盟,最终确保彼此在政治上实现双赢。

 

事实上,法国社会党、俄国普京、德国默克尔、美国克林顿和奥巴马家族,借助外来移民攫取巩固权力的政治策略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只不过斗争的方式略有不同。

 

五胡乱华前夕,成都王司马颖通过武装五部匈奴移民来扫除对手,而东海王司马越和王浚则通过贿赂鲜卑人消灭强敌;罗马帝国崩溃前夕,帝国的权臣或者皇帝们争先恐后地与入侵的蛮族的结盟,并对蛮人对罗马境内合法居民的侵蚀听之任之;苏联灭亡前夕,戈尔巴乔夫也曾放权于苏共内部的少数民族地方领袖,依靠他们对抗党内保守派。今天,美国或者西方的选票政治以一种独特的新形式,完成了历史的重复。

 

其次,美国的选举政治议题已经从复杂难解的经济问题,蜕变成族群议题。

 

过去,美国政客们在选战中争执的议题,不过是些内容上令人昏昏欲睡、逻辑上复杂难解的经济社会议题。罗斯福与胡佛斗得面红耳赤,但听众往往莫名其妙;卡特和里根相互驳斥对方,但选民也无法判定谁更高明。

 

这些传统选举策略下催生的支持力量,不但效率低而且容易动摇。不过,随着族群结构的变化,精明的政客们逐渐发现了选战取胜的捷径——简单高效、方便牢靠的族群政治成为政客们争取选票的利器——只需要坐稳屁股就会催生无穷的选票(公平地说,这并非政客的不负责任,而是族群结构变化后的必然结果)。

 

在2008年、2012年的大选中,政治新人奥巴马凭借自带的“族群政治”牌扫荡了对手;在2016年中,备受厌憎的希拉里凭借黑人铁盘最终制服桑德斯;政治新人特朗普则通过炒作族群政治轻而易举地打垮了共和党内的老古董们。

2016年3月11日芝加哥反特朗普游行中,拉丁族裔抗议者高举墨西哥国旗并践踏美国国旗,标榜对母国的忠诚和美国的否定。这些行为都获得了部分美国政客的支持和吹捧。

 

不过,族群政治并非没有负面效应,它需要政客不断扮演族群利益的维护者。在美国的黑人冲突事件中,总统奥巴马需要时刻为黑人发声,这刺激了BLM激进组织的壮大;为了争取拉丁移民的选票,民主党则需要不断破除非法移民入籍的底线;同样,共和党则需要尽可能地扮演一个反对针对少数族裔“平权”的政治团体。这些,不但会极大地激化美国的族群矛盾(此次大选过程中的族群杀戮只是一个开始),也会迫使两大政党发生蜕变:民主党逐渐成为少数族裔代言人,而共和党不得不靠白人力量维持生存。

 

最终,美国的两大政党逐渐蜕变为不同族群的代言人,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渐渐从同一国家目标下的不同道路,而转变为不同族群目标下的互不相容。

过去,美国的政客们也曾在选战中相互争执,但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有限的。罗斯福与胡佛、卡特和里根之间在具体事宜上虽然存在着很大分歧,但他们政策的奋斗终点是相同的,不同的仅仅是彼此的策略。

 

相比之下,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的互不相让,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他们的支持度甚至需要彼此之间的仇恨来维持。在希拉里所代表的民意看来,非法移民的转正无疑是最大的正义,但对于特朗普所代表的民意来看,非法移民的入境简直无异于灾难;在希拉里所代表的选民利益看来,对黑人拉丁族裔“平权”是无可置疑的进步之举,但对特朗普所代表的选民利益看来,这属于不能容忍的政治操弄。双方严重分歧的背后,折射出彼此族群利益的对峙。

 

更重要的是,两党目标和基本盘的不相容,使得彼此愈来愈难以达成妥协。在美国的国会里,越来越多的议员通过阅读冗长的小说阻止对方政党发言,甚至政党间拒绝合作以至于政府停摆屡现——这些实际上得到所属民意的支持,因为任何政客都绝不敢轻易去做有损支持率的蠢行。

 

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决策效率将愈来愈低,甚至很可能出现矛盾不可调和的局面。

 

美国人是自傲的,70年超级大国的地位积累了足够的幻觉让他们陷入一种慷慨的自负之中,使之误以为伟大的新罗马能够挣脱兴衰的铁笼、跳出历史的循环,凭借上帝的眷顾创造出一个永恒的帝国。

 

不过,罗马人也曾自信过帝国不坠;拜占庭人也曾自视上帝之国;苏联人也曾坚信“联盟牢不可破”。世人只看到美利坚强横的军威,却不知其庞大的身躯已经开始衰朽。要知道,崩溃前的罗马扫荡过莱茵河;五胡乱华前的中原征服了江南;安史之乱前的盛唐耀兵四夷;曼奇刻尔特灾难前的拜占庭屠戮了保加利亚;解体前的苏联看上去无可匹敌。但是,这些外在的辉煌,在内部的痼疾面前从来毫无意义。

 

超级帝国的灭亡,从来都是源于自身的衰朽。这是历史的铁律,今天的新罗马,同样不能例外。

 

原刊于作者公号:陶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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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2016

民主政治走到了现在,已经渐渐失去一开始的精神内核了。越来越流于表面与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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