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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贸易逆差究竟多大?全球价值链告诉你不一样的数字
OP 01/11

2017年12月7日,郑州,河南郑州一家手机代工企业内,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工作。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就成为历任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重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上台后更是紧紧抓住中美贸易问题不放,接连出台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

不过,按照传统进出口数据计算出的美中贸易逆差,与按全球价值链(GVC)方法计算出的结果存在很大出入。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为中国应对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刁难”提供氧气和弹药,也能使中国看清自己在全球贸易中所处的位置,为中国贸易和产业政策提供指引。

1月8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演变、中国如何深化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以及实现在价值链上的升级等问题。

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在发布会上称,全球价值链研究首先要明确如何从这一角度看待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不均的问题。他说,从2001年中国入世到201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这不断被炒作,让中国承受了巨大压力。但实际上,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统计数字,中美贸易逆差大概只有传统统计数据的48-56%。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10-2013年,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传统方式核算的要低48%-56%。进一步分析,服务贸易增加值由于中美不同分工地位,顺差向美国集中,逆差向中国集中。2016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2506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服务贸易逆差2426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一。如果从获益程度分析中美贸易,不难发现利益大头也在美国。

2004年美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差额和增加值贸易差额。来源:《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

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提出的传统贸易理论,全球贸易是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各国仅从事最终品的贸易,即所谓的“用葡萄牙生产的啤酒交换英国生产的布”。然而,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和运输模式的进步,产品的生产过程已经被切割为不同生产环节,而这些环节一般被跨境外包到能最有效完成的地点进行,全球价值链也由此而生。简单来说,全球价值链指的是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而产品的最终价值也因此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分配。

2007年7月,美国加州大学的三位学者格雷格·林登(Greg Linden)、肯尼斯·克拉默(Kenneth L. Kraemer)和杰森·戴德里克(Jason Dedrick)发表了一篇题为《谁在全球创新系统中攫取了价值——苹果iPod案例研究》(Who Captures Value in a Glob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case of Apple's iPod)的论文,详细描述了iPod从设计到销售整个过程中的价值分配。

论文用2005年生产、零售价299美元的第三代30GB iPod举例。产品出厂成本为144.4美元,其中最大的一块是硬盘驱动器,由日本东芝公司提供,预计出厂价73.39美元,占iPod所有零部件成本的51%,日本从中得到的价值约为20美元。第二大部分是显示器,预计出厂价20.39美元,占零部件成本的14%,提供商是日本东芝松下公司,日本从中获得5.85美元的价值。第三大重要零部件是美国博通和PortalPlayer制造的微芯片,美国从中获得6.6美元的价值。中国则负责iPod的组装,几乎处于工厂生产过程的最低端,组装成本仅为3.7美元,不到iPod出厂总成本的3%,中国从中获得的价值仅有0.11美元。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299美元的零售价与144.4美元的出厂成本之间还有约155美元的价差,而这部分价值流向了何处呢?文章指出,其中75美元分配给了零售和分销,80美元则作为利润被苹果公司收入囊中,也就是说,苹果公司在整个过程中获得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制造领域参与者所获得的价值。

当然,这种基于产品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其分析对象仅限于特定产品或少数企业,远不能反映某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整个价值流动的趋势。但透过这种价值链分析,还是能一窥传统进出口统计数据的不足之处。

2010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研究员Yuqing Xing和尼尔·德特尔特(Neal Detert)发表了一篇题为《iPhone如何扩大了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文章。文章称,由于2009年iPhone还没有在中国大陆销售,所以中国对美国的iPhone出口相当于该产品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但如果从增值角度看,由于日本和德国是iPhone零部件的核心供应商,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可以分解为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等国的贸易赤字,如果这样计算,美国对中国在iPhone上的贸易赤字就从19亿美元减少到了7300万美元。

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的各环节可以分成上游供应商和下游供应商。上游供应商从高端到低端分别为产品设计、研发、原材料采购、零配件采购,而下游供应商从低端到高端分为组装、市场、销售和客服。各国在价值链中的获益程度大小,取决于该国处于价值链的高端还是低端。发达国家倾向于从事高端、无形的生产活动,如制造前期的设计、研发和品牌建设,以及制造后期的售后服务、市场营销。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从事低端的、有形的生产活动,如加工、装配等。

一般来说,整个供应链可以用“微笑曲线”来形容。微笑曲线由台湾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它代表的是增加值在价值链上各生产环节的分布。施振荣观察发现,在个人电脑行业,价值链的两端比中间占据更多的产品增加值,也就是说,越往微笑曲线的两端走,占据的增加值越大,微笑曲线的中间段占据的增加值则很低。

那么,中国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什么位置呢?报告选取了国际生产共享表现最突出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ICT)行业进行分析后发现,1995-2009年间,中国大陆的ICT产业位于该价值链的低端(也就是微笑曲线的中段),并且期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位于价值链上游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德国、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ICT行业则获得了占比相对较大的增加值收益。以苹果手机为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是中国大陆苹果手机装配的主要供应商。

美日韩提供的机械设备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以及金融中介服务劳动报酬高,处于该价值链中制造前期阶段的高端部分。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大陆的ICT生产活动被外资企业主导,或者需要从美日韩等国家直接进口中间服务,与此同时,这些服务也可能隐含在美日韩出口到中国的ICT产品生产中;此外,在美日德法等国,批发、运输行业等处于生产后期的服务业劳动报酬高,是该价值链后置阶段的主要受益者。

从亚洲区域来看,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在过去20年发生了转变。这期间,亚洲的生产分工日益细化,例如,最终产品的劳动密集型装配(比如苹果手机)是中国以往主要的比较优势,但随着东盟(ASEAN)新兴经济体越来越融入“亚洲工厂”,该行业正在从中国向其他劳动密集型的亚洲国家转移。

中国已经成为越南、泰国、印度、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低收入亚洲邻国重要的制造业中间产品供应商。虽然中国依然是许多工业制成品进行最终装配的中心,但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装配活动已经从中国转向亚洲其他低成本经济体。东南亚经济体与中国的工业化合作水平和类型,取决于其生产禀赋以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柬埔寨、越南等低收入国家选择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入品用于其国内生产和出口,而马来西亚、泰国等中高收入国家或印度等更大的经济体,则选择从中国进口中低、或中高技术的投入品。

陈德铭说,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从全球价值链获利的40年,在这40年里,中国的外贸规模实现了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也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影响了全球价值链。他表示,深入了解全球价值链,可以让每个国家了解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真正位置,明确以后努力的方向,进而有针对性地出台比较准确的公共政策。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指出,中国目前对价值链的研究还停留在追溯和分析上,应该尽快将其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贸易等核心竞争力结合起来。他认为,应该在全球价值链的指导下敲定中国的贸易政策,使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形成良性互动。霍建国还提到“引进来”和“走出去”。他说,全球价值链研究明确了两条路,一是国内突破转型升级,进入到价值链高端;一是进行海外投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直接进入全球价值链的竞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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