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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特朗普主义 社会革命与世界不安全
By 郑永年  
OP 01/05

特朗普主义崛起,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精英阶层一片愕然。当特朗普刚刚开始加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时,没有人认为他是认真的;之后特朗普一次又一次地闯关向前推进时,也没有多少美国精英相信,特朗普可以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当他们意识到今天的特朗普已经势不可挡时,才醒悟过来,意识到美国民主竟然也能产生这样一个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候选人。

美国(西方)的精英阶层包括主流媒体,对特朗普从来没有抱过任何好感,也没有浪费任何机会来嘲讽和讥笑他。当然特朗普也没有对整个精英阶层有任何好感,他几乎是在和整个精英阶层对立的过程中走过来的。美国的精英阶层似乎没有了制度反思能力和批评能力,到今天为止还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来讨论特朗普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他们没有问为什么那么一个他们完全看不上眼的特朗普,会被平民百姓所拥护,甚至由衷的爱戴。

在世界各地,特朗普被普遍地视为蛊惑民心的政客(demagogue)。蛊惑民心的政客是民主的一大敌人,这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作品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种类型政客的产生,是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在西方精英民主阶段情况要好一些,精英还有所自我节制,但到了大众民主阶段,这种类型的政客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并且越来越盛。从理论上说,民主政治不可能避免任何一种类型的人闯入政治舞台。即使是政治疯子,无论使用怎样的方式,只要他能够吸引到足够的选票,就能成为政治的主人。民主政治从来就难以保证最优秀的人被选举成为领导人,也不能避免最坏的人当选成为领导人。

这里姑且不去讨论特朗普是不是蛊惑民心的政客,是否真如美国的体制内精英所描述的那样,重要的是要去理解特朗普主义崛起的背景。特朗普主义现象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现象,那就是民粹主义的崛起,无论是右派民粹主义还是左派民粹主义。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英国工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亚洲的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民粹主义流行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各国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民粹主义,而在于政治人物有没有鼓动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控制民粹主义。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国家用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暴力的社会运动表达出来。

体制外力量已经成长

并且,民粹主义运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草民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或者体制外和体制内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且在两者的较量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草民和体制外赢得胜利的局面。例如,被视为菲律宾特朗普的杜特尔特已经当选总统,而出自社会底层的萨迪克汗,则击败了贵族出身的候选人而当选为伦敦市长。在其它很多国家,体制外力量已经成长,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和体制内力量进行竞争。

今日世界民粹主义的崛起,至少说明了三大发展趋势

第一,民主的良好运作并不仅是拥有良好的选举制度,而是需要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配合。一旦这些条件弱化,民主制度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激进民粹主义崛起表明,今天民主的社会政治生态正在恶化。第二,从西方到非西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今天各国内部的社会秩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面临着新一波社会革命。第三,内部秩序出现问题必然影响到国际关系。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粹主义延伸到国际舞台,就是民族主义的勃兴。今天的世界充满着激进民粹主义所引发的激烈地缘政治竞争,世界充满不安宁和不安全。

西方约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是在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到今天也只有半个世纪。在大众民主到来之前,西方民主充其量只是有钱人的民主,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或者说精英民主。在精英民主阶段,尽管也是多党制,但不管是哪一个政党,都是精英的一部分。马克思因此说,国家只是资本的代理人,不同政党轮流执政,都是在为资本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精英民主开始向大众民主转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加速。二战以来,不仅西方民主运作良好,而且民主快速地扩展到非西方世界。民主运作的主要背景,就是二战之后西方世界经济发展迅速,实现了可持续增长,而经济的发展培育出庞大的中产阶级,成为有效民主的社会基础。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现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这两个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绝少数富人越来越富,而中产阶级则越来越小。这种现象在西方被称为“富豪经济”。今天,很多国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崛起,它们的结合更是赋权资本。在富豪经济下,无论是资本还是民主政治,如果借用马克思的术语,都异化了。

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中期,资本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向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在福利资本主义时期,因为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资本“恶”的本质被节制和遏止,西方呈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趋势。但今天,资本似乎又回到了原始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资本的运作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掌握资本的人,和群体之间的数字竞争或者数字战争,不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仅把普通老百姓视为资本的猎物。而所谓的“大数据”等手段,只是资本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把更多的普通人纳入资本主宰的有效工具而已。

同时,民主政治也异化了。在很长时间里,“共和”意味着共享,“民主”也意味着共享。但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现存体制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越来越封闭,利益固化,并且越来越自私。不同政党尽管在意识形态层面还保留着一些差异,但它们的政治行为没有任何差异性。不管谁当选,都要为既得利益服务。如果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表明,政府对资本监管已经失败,2008年以来的发展表明民主的失败,民主所产生的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能力对资本进行有意义的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各国政府动用全社会的力量来拯救资本主义,但复苏过来的资本主义除了更加自私之外,并没有能够把发展的利益扩散到普通老百姓。受2008年金融危机之害的西方中产阶级再也没有复苏过来。这就是今天中产阶级的悲哀之所在。

需要一场社会革命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今天的世界,客观上需要一场社会革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促成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转型的媒介,是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或者穷人的革命。今天革命的主体则是中产阶级。受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负面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原来的中产阶级。他们需要革命很容易理解。

不过,尽管中产阶级革命局势正在形成,但有很多问题仍然有待回答。

第一,拿什么来拯救资本主义呢?上一次是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这一次用什么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呢?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答案。中产阶级及其代理人除了愤怒,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替代途径。相反,一些代理人更像破坏者,而非建设者。

第二,既得利益已经高度固化,中产阶级革命是否有能力改变已经固化了的利益格局?例如,人们可以问,杜特尔特能否改变菲律宾?即使特朗普当选,是否能改变美国的权力格局?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革命会导致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变化?伴随着上一次西方各国内部社会主义革命的,是大规模的国际冲突,主要是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的反殖民地战争等。今天的内部中产阶级革命,会带来世界秩序危机吗?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远较前面两个明确。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认为,特朗普的竞选已经改变了美国和全球政治。反对全球化、民族主义、反穆斯林、反精英和反主流媒体,这些曾经的边缘理念如今已经进入政治主流,就算特朗普输掉选举,它们也不会消失。就如2002年的欧洲,极右候选人勒庞(Jean-Marie Le Pen)在法国总统选举中,一路杀入最后的两人对决,引起巨大的震动。尽管勒庞没有当选,但自2002年以来,民族主义、对移民的憎恨、对“不爱国”精英的谴责、对伊斯兰的恐惧、对欧盟的抵制、保护主义,这些勒庞力主倡导的主题思想,在欧洲日益壮大发展。

的确,在内部民粹主义崛起的今天,我们也在经历着地缘政治的大变迁。在精英群体变得极端自私的时候,各文明、各国家也在变得越来越自私,甚至互相憎恨。内部保护主义盛行,“自由贸易”这个曾经是西方核心价值的东西,在今天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汇。更严峻的是,无论是中东变局、欧洲难民潮、朝鲜和南中国海,无一不体现地缘政治之争,充满着不安全。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变革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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